2017年4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希望廣東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改革開放，為全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支撐，努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上走在前列。2017年6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家博物館參觀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成就展時指出，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實現各項事業全面發展，取得世所公認的成就，彰顯出“一國兩制”強大的生命力。20年的實踐證明，“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后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深化粵港澳合作，是中央堅定不移推動“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繼續前進，保持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舉措，也是中央賦予廣東的重要任務。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粵港澳合作正面臨新的重要機遇，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廣東省委、省政府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于深化粵港澳合作的要求，在中央統籌部署下，聯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全力以赴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建設，以實際行動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廣東提出的“四個堅持、三個支撐、兩個走在前列”的要求。
一、粵港澳合作發展階段與大灣區特征
（一）粵港澳合作發展階段
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能夠站在改革開放潮頭，并創造經濟增長的奇跡，港澳因素功不可沒。香港和澳門在深圳特區和珠海特區的設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自改革開放伊始，粵港澳之間往來日益緊密，粵港澳合作隨之加強。
第一階段(1978年—2003年)：以前店后廠為形式的制造業垂直分工
1970年代末，香港制造業面臨著地租攀升、人工上漲、競爭力下降壓力，正好遇上中國打開國門，改革開放，港澳制造業的生產環節適時北移進珠三角地區,留下了交易環節。珠三角地區也憑借先行一步的政策優勢、地理臨近的區位優勢和勞動力、土地的低成本優勢,大量承接港澳轉出的制造業。這樣粵港澳之間就形成了在制造業領域的“前店后廠”式跨境生產與服務的產業分工體系。1984年香港制造業占比為24.3%，1989年下降為19.3%，1994年繼續下降為9.2%，到2000年已減少至5.9%。這種以優勢互補為基礎,以國際市場為導向,以參與國際產業分工體系為特征的區域經濟合作不僅造就就珠三角“世界工廠”，而且也成功實現了香港的功能置換，使香港從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中心轉變成為國際金融和商貿服務中心。
第二階段(2003年—2016年)：以服務貿易自由化為核心產業橫向整合
以我國加入WTO為標志,內地市場進入了全面開放時期。經過了20多年的快速發展，珠三角地區成功走向工業經濟，并面臨發展方式和增長模式的轉變。2003年簽署的CEPA開創了內地與港澳在“一國兩制”方針下，按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則開展制度性合作的新篇章。廣東緊緊抓住CEPA和服務業開放先行先試契機，加快服務貿易自由化、重大合作平臺、跨境基建項目等重點建設，粵港服務貿易年均增長20%。2016年，粵港服務貿易進出口額突破千億美元。特別是2008年簽署的CEPA補充協議五，國家批準對港澳服務業開放的13個領域25項政策措施在廣東先行先試，開啟了率先探索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新嘗試，再次為粵港澳深度合作和擴大開放注入了新動力。此次簽署的新協議，意味著粵港、粵澳將率先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第三階段(2017年—)：以灣區經濟為載體共同參與國際中高端競爭
以2017年3月5日，粵港澳大灣區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為標志，粵港澳合作進入世界級灣區經濟共建時代。經濟層面，打造大灣區“經濟共同體”，建立開放、共同的商品和要素市場，減少各種有形和無形的經貿壁壘,促進區域內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產業分工，成為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最暢通、最活躍的地區。社會層面，大灣區各市在社會、教育、文化、衛生、公共服務等方面逐步相互融合，融為一體，使灣區內全體居民都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成為人民富裕程度最高、文明程度最高、公共服務最完善的區域。在對外層面，港澳在堅持“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帶動 珠三角9 城市進一步在經濟、社會等方面與港澳接軌、與世界接軌，盡快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成為全球金融、貿易、服務、高科技、制造業中心，成為我國走進世界、聯系世界的最便捷連接地帶。
（二）粵港澳大灣區基本特征
1、大灣區經濟是全球經濟的第一方陣
灣區經濟是以海港為依托、以灣區自然地理條件為基礎，發展形成的一種區域經濟形態，具有開放的經濟結構、高效的資源配置能力、強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發達的國際交往網絡等突出優點。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港口海灣地帶及其直接腹地，世界上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海岸帶地區。許多地區憑借各種有利的海灣資源條件，打造出很多著名的灣區，如美國的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日本的東京灣區等等，具有經濟集聚功能強大、服務業高度發達、全球重要金融中心、創新能力領先、交通樞紐位置凸顯的顯著特征。東京灣區以33%的人口比重和2.6%的土地創造了占日本2/3的經濟總量和3/4的工業產值，成為日本最大的工業城市群和國際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商貿中心和消費中心。紐約灣區以10%的人口比重和0.3%的土地創造了占美國1/3的制造業產值，擁有世界500強企業超過60家。可見，灣區經濟以大體量、高密度和高產出的特征成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表1 全球四大灣區的數對據比
2、粵港澳大灣區是四大灣區中最有發展潛力的灣區
在我國，粵港澳大灣區最為成熟，具備建成世界一流灣區的基礎條件。我國大陸海岸線約1.8萬公里，自北向南主要有渤海灣、膠州灣、杭州灣、粵港澳大灣區、北部灣等灣區。其中，渤海灣區的范圍太大，且灣區內聯系不夠緊密；膠州灣區的覆蓋范圍太小，僅覆蓋山東半島城市群的很小一部分；杭州灣區屬于長三角城市群；北部灣的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最有條件建設“灣區經濟”的先行區，外向型程度最高，內部聯系也日益密切，具有密集的產業集群和香港這樣的世界級城市，有望與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東京灣區等世界級灣區競爭，成為國家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新平臺。
粵港澳大灣區由珠三角9個城市、香港和澳門組成，地處在“廣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經濟圈以及香港、澳門兩大對外窗口城市的深度融合區域。并且與海上絲綢之路沿海國家、沿線國家海上往來密切，地理和生態環境優勢明顯。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GDP總量已經達到1.36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舊金山灣區，未來發展勢頭強勁，有望成為超過東京灣區的亞洲經濟總量最大的灣區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以占全國土地面積不足1%，人口數量不足全國總人口的5%，卻創造了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3%，是全國經濟舉足輕重的重要增長極。
表2 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狀況
圖1 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和增長圖
粵港澳大灣區呈現發展空間大、經濟密度小、發展速度快的特征。與紐約灣區、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等世界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在面積、人口、GDP規模上都已可等量齊觀。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已超過舊金山灣區，接近紐約灣區水平，進出口貿易額約是東京灣區的3倍以上，區域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是世界三大灣區總和的4.5倍。粵港澳大灣區陸地面積5.6萬平方公里，分別是紐約灣區、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的2.6倍、1.5倍和3.1倍，但人均GDP只有它們的32%、41%和18%，經濟密度只有它們的46%。近年來，紐約、舊金山灣區經濟增速基本穩定在低速水平。雖然粵港澳大灣區總體經濟增速略有回調，但依然在7%以上，2016年經濟增速分別是紐約灣區、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的2.26倍、2.19倍和2.93倍。按這種趨勢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只需6年即可超越東京成為全球經濟總量最大的灣區。
3、粵港澳大灣區開始向創新經濟階段邁進
從全球灣區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看，灣區經濟的發展一般呈現出由港口經濟、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創新經濟演化的過程。粵港澳大灣區目前總體上仍處于港口經濟和工業經濟階段，港口集裝箱吞吐量是其他三大灣區總和的4.5倍，而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只有62.2%，遠低于其他三大灣區82%以上的水平。
表3 灣區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對照
粵港澳大灣區內部形成差異化發展態勢。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GDP總值為9.18萬億元，占全國12%。其中：香港2.21萬億元、廣州1.96萬億元、深圳1.95萬億元，為第一梯隊；佛山0.86萬億元、東莞0.68萬億元，為第二梯隊；惠州0.34萬億元、中山0.32萬億元、澳門0.31萬億元、江門0.24萬億元、珠海0.22萬億元、肇慶0.21萬億元，為第三梯隊。廣州和深圳服務業占比最高，其次為東莞、珠海，占比均超過50%，大部分城市正處在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型階段。香港是中國連通世界的“超級聯系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和全球物流中心，具有較強的金融服務、專業服務和人文交流的優勢；深圳在金融領域、科技創新、新興產業、生態環境等方面具有超強競爭實力；廣州作為國際產業服務中心和全球性物流樞紐中心，也是嶺南文化中心及華南重工中心，具有科研資源豐富、交通便利和完整的產業鏈優勢。
二、“一帶一路”背景下大灣區的優勢和機遇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戰略布局中具有獨特地位和優勢。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要全面貫徹“五大發展”理念，積極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相對接，導入更多的國家發展功能，共同打造“一帶一路”巨型門戶樞紐，聯手助推中國參與國際競爭，構建高水平參與國際合作平臺，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一）粵港澳大灣區參與國際競爭的優勢
1、區位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地理條件優越，“三面環山，三江匯聚”，具有漫長海岸線、良好港口群、廣闊海域面。經濟腹地廣闊，泛珠三角區域擁有全國約五分之一的國土面積、三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經濟總量。粵港澳大灣區面向南海，是距離南海最近的經濟發達地區，是中國經略南海的橋頭堡。粵港澳大灣區臨近全球第一黃金航道，是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運要沖，是東南亞乃至世界的重要交通樞紐，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點，是我國與海絲沿線國家海上往來距離最近的經濟發達區域。
2、產業優勢。粵港澳大灣區航運業發達，擁有全球最繁忙的港口群和機場群，客貨運量都位居全球前列，是國家開放格局中的重要門戶。大灣區產業結構以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港澳地區現代服務業占主導，金融、醫療、旅游、貿易、物流、法律、會計、商業管理、餐飲、博彩等行業發達。內地9市產業體系比較完備，制造業基礎雄厚，是“世界工廠”，且正在向先進制造業升級，產品科技含量不斷提升，金融、信息、物流、商務、科技等高端服務業發展較快，已形成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雙輪驅動的產業體系。其中的深圳正在向創新經濟轉型，在全球創新價值鏈中已經占有一定的地位。目前，廣州已經趕超新加坡，深圳已經趕超香港，珠海與意大利的佛羅倫薩相當，佛山直追歐洲名城阿姆斯特丹，東莞已超越美國拉斯維加斯，中山已超過日內瓦，惠州已經超過德國第二大港口城市不萊梅，江門與英國著名的文化古城愛丁堡并駕齊驅，肇慶與英國的利物浦等量齊觀。粵港澳大灣區具有較為豐富的知識人口儲備；具有產業鏈較高覆蓋率和制造快速反應能力，且總部眾多。根據投資總部理論，大區域合作，尤其是遠距離合作，必須依托社會基礎設施完善總部，這些總部所會聚的產業在國際價值鏈中的地位越高，在全球拔河博弈中所向披靡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總部又總是聚集在離覆蓋市場最近的城市，這是粵港澳大灣區能夠產業國際中高端產業競爭的基礎。
3、制度優勢。粵港澳大灣區目前是“一國、兩制、三關稅區”的多元制度格局。我們認為，“一國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最大制度優勢。由于香港是“一國”的一部分，一直以來香港受到國家堅定不移、一以貫之的支持，讓香港搭上國家快速發展的快車，充分地享有“一國”之利；另一方面，香港保留了原有制度優勢，實行自由經濟政策，港元與美元掛鉤，金融市場開放，出入境相對開放和簡易，采用普通法制度，以中英雙語為法定語言，與國際商業市場完全接軌，同時也有“兩制”之便。因此，“一國”和“兩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雙重優勢，只要國家在政策層面進行適度調整，雙重優勢便可極大地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二）打造“一帶一路”巨型門戶樞紐
目前，國內幾乎每個城市群都在爭取成為“一帶一路”的供應鏈樞紐。我們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有能力成為“一帶一路”最重要的巨型門戶樞紐，因為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城市群最靠近沿線市場的地理節點，基礎設施最便利、供應鏈網絡極其發達，而且在電子、建筑、能源、金融、電訊等行業處于國內領先地位，與其他國內地區相比，國際價值鏈中處于相對較高的地位，特別是有港澳兩個自由港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廣東）前海、南沙、橫琴片區，國際規則和制度接軌程度在國內也是最高的。
“一帶一路”已經是全球大潮，粵港澳大灣區要以此為趨，力爭成為其供應鏈的樞紐和價值創造的卓越中心。粵港澳大灣區要圍繞“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拼圖，搭建與沿線國家的超級網絡，針對性發展總部分區，做到“一帶一路”相關的任何一種全球流動都可以在大灣區找到對應的實體自由貿易區。大灣區總部輻射半徑要延展至東南亞、中東和非洲等海上絲路沿線區域。
粵港澳大灣區要攜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際布點。一方面共同聯合搞投資項目，搞大型基建、專屬園區，推動能源、產能走出去；另一方面攜手跟住“項目和資金”走，共同盯住六大通道建設，與相關中央部委簽署《合作備忘錄》，盯住大型央企已經推出大項目，為這些企業巨大沿線投資做側翼。在大型項目上下游、產業集群、生產服務、項目分包、監理上覓得商機。合作推進關鍵的標志性工程，力爭盡早開花結果。
（三）“一國兩制”溢出制度紅利
“一國兩制”和三個獨立關稅區為對接國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更加靈活的制度安排。自由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特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在大灣區的制度疊加效應擴大了貿易和產業合作的選擇面。在“一帶一路”背景下，香港與國際規則的同軌、專業服務能力強、全球性通道和平臺、國際認同度高的優勢會得到進一步強化，與內地經濟聯系和作用不僅不會被削弱，而且還會進一步提升。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不僅要“2”與“9”之間加強要素流動，降低交易成本，更要“2+9”組團“走出去”，一起開拓新市場，一起參與國際中高端競爭。
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貿易航運中心和資訊中心。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發表的2016年《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香港已經連續22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綜合競爭力位居世界前列，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保持著緊密的經貿往來，引領海外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同時也協助中國企業走出家門，進軍國際市場。所以，香港可以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連接世界的“超級聯系人”。目前，香港逐步構建了完善的金融體系，專業的金融分工，透明、標準化的金融產品，完備的金融基礎設施，形成了強大的金融信息聚集和金融研發能力、金融人才培養體系。同時，香港是規模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盡管近年來隨著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多元化發展，香港跨境人民幣業務占比呈現小幅下降趨勢，但未來10年內仍將占主導地位。香港擁有大量的法律和各個專業領域的專業人才，他們熟悉國際法律、慣例，具有豐富的處理國際業務的經驗。與此同時，依托金融業發展起來的金融服務業，以及依托于內地經濟開放和環亞太經濟增長而發展起來的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業，聚集了大量的專業服務機構、高端服務人才，能夠提供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專業服務。
當前港澳已經行動起來了。香港利用對國際法律和會計準則的承諾、國際融資平臺、離岸貨幣中轉建設覆蓋“一帶一路”的金融中心；利用在全球化的品牌推廣和戰略投資方面優勢打造“一帶一路”創投平臺；利用緊密聯接全球的交通、信息與人才通道建設“一帶一路”網絡節點；利用法律、會計、商務等專業服務、資源整合、結算、會議協商、項目談判等優勢全面跟進服務“一帶一路”大項目；澳門則致力于經貿論壇、業務節點、產業多元化和文化交流的耕耘，打造多元交流平臺。
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方向，就是建設區域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四要素全面融合的一體化經濟社會體系，利用港澳帶動珠三角走向國際化、全球化，使珠三角進一步在經濟、社會等方面與港澳接軌、與世界接軌，盡快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同時將珠三角作為端口，對接內地發展理念，讓港澳搭上內地發展的快車，開創新的機遇，將經濟合作提升到新的層次的同時，實現港澳發展的第二次跨越。
這其中，香港和澳門分別為“一帶一路”建設引出英聯邦國家和葡語系國家兩條便捷路徑。香港與總人口20億的英聯邦國家，如英國、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孟加拉、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南非、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有傳統緊密關系；而澳門與占總人口兩億多的葡萄牙、巴西等葡語系國家也有緊密的關系，成為“一帶一路”走出去的兩條便捷路線。輻射范圍可達東南亞、中東和非洲等，并可延展至歐洲和南美等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區域。
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目標和重點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必須創新區域合作機制，以利益共同體為目標，以建設成為世界經濟增長重要引擎、國際科技產業創新中心、世界著名優質生活圈、全球最具活力經濟區為定位，以互助促互利、共建促共贏為理念，以提供覆蓋全區域的公共產品為重點，進一步改善區域的軟硬發展環境，實現粵港澳的共同繁榮。
（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目標
攜手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就是要把實行不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三地當作一個利益共同體來看待。要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從學理上來講，就必須創新區域合作機制，提供一個覆蓋不同制度區域的高效公共服務體系。
區域合作機制是規范和約束區內互動方式的準則，它的生成是一個動態無意識自發演進和有意識人為設計的雙向演進的統一過程。區域合作的本質是通過創新區域內政府間的制度安排，提供包括基礎設施服務、政府服務、社會服務等在內的公共產品，以減少區域間交易的制度性摩擦，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促進要素更加自由便捷地流動，實現更高收益的要素新組合。
從全球范圍看，傳統的以降成本、降稅、降門檻為主要內容的區域間合作，已經轉變為以道路聯通、貿易暢通、政策溝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等為重點的更高層次的“互聯互通”新范式。“互聯互通”是全球化的新方向，也是區域合作的新趨勢。美國學者康納在《超級版圖》一書中提出，從過去5000年的人類文明發展看，人類的文明必然是全球互聯文明。全球化并未進入深水區，與之相反，全球化正在進入超級全球化階段，一幅全世界范圍內互聯互通的超級版圖正在形成。他說：“一個國家重要性的根本決定因素不是其地理位置或人口規模，而是其互聯互通程度，即在地理互聯、經濟互聯、數字互聯層面上是否深度參與全球資源、資本、數據、人才和其他有價值的資產流。”“在全球網絡中，城市按照其影響力排名，而不是土地面積大小，全球化城市能夠吸引資本和技術，城市內部多元開放，此外這些城市也可以實現與其他重要城市的無縫連接。換言之，互聯互通的重要性超過規模，甚至超過主權。”世界經濟論壇和貝恩咨詢共同展開的一項研究表明，供應鏈的順暢銜接將可能令全球GDP增長5%，而落實現存所有世貿協議僅能讓GDP增長１%。
因此，未來的粵港澳大灣區公共產品的供給目標，就是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互聯互通”的理念建立合作機制，以“通”為基準點和定盤器，推動粵港澳合作走向深化，實現區域內“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四要素的自由流動。通過改革口岸管理體制、戶籍管理體制，放寬灣區內人員出入境政策、港澳居民在粵就業就學養老政策等，實現人員自由流動；加快外貿管理體制改革及貿易、關稅政策的調整步伐，把自由港政策適度擴展到整個大灣區，實現商品自由流動；改革灣區金融體制，在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前提下，設立“金融特區”實驗區，實現資金自由流動；打破信息壁壘，填補信息鴻溝，共同維護網絡安全，構筑自主自立、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實現信息自由安全流動。
（二）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重點
1、以基礎設施 “互聯互通”為切入點，加快提升灣區內的硬公共物品供給水平。
以共建世界級國際航運物流中心為目標，充分發揮灣區內港口、機場的各自特點和優勢，將大灣區打造為國家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貨物和資本集散、市場拓展的空間載體和管理中樞。以港珠澳大橋建成通車為契機，打造立體交通聯通網絡，推進基礎設施如鐵路、公路、隧道、大洋航線、網絡電纜和電網道路網絡、機場、港口等的互聯，不斷提升連接效能；同時，積極推進醫療、教育、環保等具體領域的互聯互通。
2、以創新三方合作機制為突破口，提高灣區內的軟公共物品供給能力。
按照現代治理而非傳統管制的理念，尋找、設計促進各方共贏的制度供給體系，積極爭取國家賦予粵港澳大灣區更大的改革權限、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積極爭取成立一個國家層面的具有更高權限的協調機構——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協調小組，由中央領導擔任組長，成員由國家相關部委和粵港澳各方組成，統籌研究大灣區的重大問題，協調推進大灣區建設。
深化完善粵港、粵澳合作聯席會議制度，成立粵港澳大灣區工作小組，實現粵港澳三方決策機制相協同、三個自貿區片功能相協同、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戰略相協同。要積極推動CEPA升級，加大內地服務業對港澳的開放力度，擴大大灣區專業資格互認范圍，拓展“一試三證”試點。進一步解放思想，創新合作機制，積極爭取中央給予在大灣區范圍內實行“飛地經濟”試點。比如，由內地提供特定區域作為港澳的“飛地”，“飛地”未來的收益按照協商比例分成，“飛地”規劃、產業發展等由港澳負責，按照內地的法規進行管理。
3、以激發社會活力為導向，充分發揮民間組織在大灣區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作用。
公共治理理論揭示，提高公共治理效率，除了創新政府間的合作機制外，還應當改進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充分發揮民間組織在社會治理和提供公共產品中的作用，將一些政府的服務功能讓渡給民間機構去做，比如支持成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合作委員會，以取代三地政府的一些職能。總之，建立有效公共服務體系，實現有效公共治理，需要有新思路、新辦法，在政府有效管治的同時，充分發揮社會的力量，廣開渠道，讓民眾共同參與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