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個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哪些城市單身的“氣息”特別明顯？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了這些城市的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和性別比之后發現，東莞的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最低，僅為1.95人。與此同時，東莞的性別比在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最高，達到130.06（以女性為100），在這背后，與東莞龐大的流動人口數量息息相關。

不過，整體來看，一線和新一線城市的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多數都低于全國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顯示出大城市成為單身人群聚集地的跡象。

在東莞之外，沈陽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為2.18人，寧波為2.21人，廣州為2.22人，深圳為2.25人，與全國家庭戶平均人口2.62人相比，有明顯的差距。

與此同時，與10年前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相比，部分城市的家庭戶平均人口下降很快，比如廣州2020年家庭戶平均人口較10年前下降了0.51人，西安2020年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為2.45人，較10年前下降了0.5人。

“造成大城市家庭戶平均人口偏低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流動人口偏多導致大城市年輕人比例大、未婚人口偏多之外，還有大城市離婚率偏高、生育率偏低的影響。因此，大城市家庭戶平均人口偏低是結果而不是原因。”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大城市成“單身盛地”

是否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單身人口？從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來看，情況確實如此。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后發現，19個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一共有16個城市的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低于全國的2.62人，僅蘇州、長沙與全國水平持平，鄭州以2.82人高出全國平均水平。

數據來源：各地人口普查公報，下同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大城市的家庭戶平均人口偏低，一方面是生育率下降導致子女數量減少，但影響更大的還是單人戶比例提升。

“這些城市對于流動人口有較強的吸引力，很多大學畢業生會選擇到一線、新一線城市工作和落戶，他們中很多人在未婚的時候會提升單身家庭的比例。尤其是這些年人口增長較快的城市，主要就是吸納了來自各地的年輕人，單身人口比例提升。”楊舸表示。

19個城市中，“單身”氣息最為濃厚的是東莞。東莞的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僅有1.95人，成為19個市中唯一低于2人的城市，并比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的2.23人減少了0.28人。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這與東莞的流動人口尤其是省外流動人口偏多、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等都有關系。

東莞在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報告的解讀中指出，家庭戶規模縮小主要是由于東莞外來流動人口持續增加，并且外來流動人口普遍戶規模較小。從社會因素來看，隨著家庭觀念變化，不少年輕人婚后獨立居住，單人家庭戶比重提高，日后家庭規模小型化趨勢越將明顯。

從數據看，流動人口增多一方面帶來了更年輕的人口結構，另一方面還影響了東莞的性別比。

東莞的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為591.71萬人，占56.53%；女性人口為454.95萬人，占43.47%，總人口性別比（以女性人口為100）由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117.81上升為2020年的130.06。

東莞官方指出，常住人口性別比升高主要是受流動人口性別比偏高影響。從戶籍人口看，2020年東莞戶籍總人口性別比為96.31，性別比趨于均衡狀態，但外來流入人口男性多于女性，因此帶來全市常住人口性別比顯著升高。

其中，外來人口流入的性別比高低與產業結構有密切關系，東莞作為制造業名城，制造業從業人員數量龐大。從東莞市的產業經濟發展情況來看，近年傳統產業持續轉型升級，新興產業、高技術、先進制造業等新動能加速發展對用工需求結構產生了較大影響，對男性勞動力需求量正持續增加。

另一個影響東莞性別比的因素是，東莞不少人口為外省流入人口。根據東莞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東莞的總流動人口為7952214人，其中外省流入人口為6193503人，省內流動人口為1758711人。

楊舸表示，這涉及到一個流動人口成本的問題，在人口流動的初期，流動成本較高，因此相對更具有冒險性的男性會成為流動人口的主力軍，他們更愿意去異鄉務工獲得更高收入。因此，流動初期往往都是男性的比例遠遠高于女性。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夫妻雙方一起到外務工或經商的情況開始出現，流動人口男女比例逐步平衡，但男性還是更多一些。到了第三階段，夫妻雙方在流入地有比較穩定的收入、就業、住房等條件之后，會逐漸把子女從老家接到流入地，這時候男性和女性的流動人口比例就差不多了。

“但從跨省流動人口看，仍然是男性比女性多。因此，珠三角一些城市的跨省流動人口占比較高，也就導致流動人口中男性比例還是偏高，這就進一步影響了當地的性別比。”楊舸說。

從19個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來說，珠三角城市確實整體性別比偏高，比如深圳為122.43，佛山為119.12。與之相比，沈陽、成都、重慶、長沙等地性別比較為平衡，其中沈陽的性別比為99.38，女性多于男性。此外，成都為101.03，重慶為102.21，長沙為102.49。

這背后，老齡化也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因為老年人口中女性普遍多于男性，而沈陽、重慶等都是老齡化程度較高的城市。另外，東北、四川、湖南等城市長期是人口跨省流出地，由于跨省流動中男性占比更大，也變相推動當地男女比例平衡。

10年變化折射人口吸引力

除東莞之外，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相對較低的城市還有沈陽、寧波、廣州、深圳等地。

“沈陽的家庭戶平均人口也非常低，這個城市在東北屬于中心城市，會吸引周邊城市或農村人口流入，所以有較大規模的流動人口和新增就業人口，這些人口中年輕、單身的人口比例也會高一些。”楊舸指出。

但另一個需要關注的維度是，近10年家庭戶平均人口變化情況。與全國類似，近10年絕大部分一線和新一線城市的家庭戶平均人口都出現了明顯下降趨勢。

其中，廣州的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近10年下降了 0.51人，2020年為2.22人，這是所有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中家庭戶平均人口下降最大的城市。排名第二的城市是西安，該市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近10年下降了0.5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到，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整體下降偏快的城市，除了受低生育率影響外，更反映出一地對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就業人口的吸引力：更多未婚年輕勞動力流入，會更快拉低一地的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

以廣州為例，根據廣東省統計年鑒，近年廣州的年末就業人員數量增幅是廣東省全省最快的，從2015年到2019年，廣州市年末就業人員數量增幅達21.34%，超過了深圳的16.59%、珠海的18.62%、佛山的7.48%和東莞的4.56%。而且，近年廣州的就業人員數量也保持了一定上漲，并且上漲勢頭仍在延續。

與之相比，對人口規模嚴格控制的北京和上海，近10年家庭戶平均人口數量下降幅度較低，分別僅下降了0.14人和0.17人，家庭戶平均人口在一線、新一線城市中排名中游，分別為2.31人和2.32人。

楊舸表示，從一線城市來說，特別是北京、上海，因為有限制人口過快增長的政策，兩市人口增長不會像過去那么快，家庭戶規模也不會像過去縮減得那么厲害。

深圳則成為一線和新一線城市之中，近10年唯一家庭戶平均人口增長的城市，增長了0.13人。這與深圳的人口結構不無關系，深圳此前人口的整體平均年齡偏低，近10年許多此前流入的人口都已步入結婚年齡，開始生兒育女。

也有專家指出，這或許也反映了一個趨勢：由于生活成本等因素影響，城市對于年輕人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城市需要密切關注就業人口的增長勢頭，這個反映出城市對于年輕人口的吸引力如何。”孫不熟說。